首先，王闖副庭長代表最高法院羅東川副院長和知識產權法庭，對論壇暨年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他表示，中國知識產權新年論壇作為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年度盛會，伴隨我們走過了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回首過去十年，中國知識產權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特別是，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事業實現了歷史性飛躍，其中備受關注的是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成立。法庭的成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建設知識產權強國和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高度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我國知識產權訴訟制度的重大突破和創新，具有里程碑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運行一年來，知識產權界各位同仁高度關注法庭工作，為法庭建設和發展建言獻策，推動法庭各項工作全面發展。在此，王闖副庭長代表知識產權法庭向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及各位同仁、各位朋友表示了衷心的感謝。會上，王闖副庭長介紹了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制度創新和裁判規則發展情況。 按照改革方案，知識產權法庭承擔四大職能：進一步統一知識產權案件裁判標準、進一步提高審判質量效率、進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進一步加強對國家戰略司法保障。圍繞這四大職能，知識產權法庭實現了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訴訟制度方面一系列突破和創新。這些制度創新大致可概括為十個方面： 第一，實行集中統一管轄制度。為激勵和保障創新，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立法規定，知識產權法庭集中統一管轄全國范圍內技術類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上訴案件。包括：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以及壟斷案件等。特別是，立法將壟斷案件納入管轄范疇，能夠使法院在注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警惕濫用知識產權破壞競爭的行為，更好地實現創新和競爭的協調與平衡。 第二，建立中國特色飛躍上訴制度。為統一裁判標準，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立法規定，二審案件在訴訟程序上跨越地方高級法院，直接上訴至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形成了中國特色“飛躍上訴制度”。這不僅有助于統一司法標準和縮短糾紛解決周期，而且可以凸顯最高法院對技術類知產案件的司法政策和裁判規則，更可為知識產權國際治理貢獻中國司法經驗。 第三，實行民事行政“二合一”審理機制。知識產權法庭實行統一審理技術類知產行政和民事上訴案件的“二合一”管轄模式，為實現民事和行政案件終審裁判結果的協調統一奠定制度基礎。在廈門實正電子公司與樂金電子公司侵害專利權糾紛民事案件與專利無效宣告行政案件中，知識產權法庭將涉及同一專利侵權民事和行政訴訟交由同一合議庭協同審理，探索民事和行政訴訟程序和裁判標準的對接。 第四，實行高效快捷的審理方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電子訴訟和電子送達制度。《關于知識產權法庭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規定，可通過電子訴訟平臺或在線視頻等方式組織證據交換、召集庭前會議等；可通過電子郵件等電子方式送達裁判文書，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二是先行判決制度。審判實踐中，若有關侵權與否的事實已查明，可對侵權判定問題先行作出部分判決，允許對此單獨提出上訴。既有助于節省司法資源，又有助于促成當事人和解。 第五，建立“1+76”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格局。法庭成立后，以最高法院知產法庭為上訴機構，全國32家高院、44家中院作為一審法院的“1+76”技術類知產案件審判格局基本形成，可以充分發揮集中管轄的統籌聯動機制優勢和整體效能。 第六，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充分利用“1+76”集中管轄優勢，協調全國條線審判力量，同時借助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等力量，在全國范圍內統籌多地法院一攬子化解80余起關聯案件。 第七，實行全國范圍巡回審判制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全國范圍實行巡回審判，最大限度降低當事人訴訟成本。探索“知識產權法庭+巡回法庭”巡回審判模式，建立“勘驗+庭審”案件審理機制，完成23起案件巡回審判和現場勘驗，極大方便群眾訴訟。 第八，實行全國優選法庭人才的制度。在全國優選和借調法官、法官助理、技術調查官，審理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體現“匯集天下英才用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特色。法庭共有138名工作人員。40名法官全部具有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其中37.5%為博士，22.5%有理工科背景，17.5%有海外留學背景。 第九，統籌全國法院技術調查資源。建立“全國法院技術調查人才庫”及人才共享機制，包括360余名技術調查官，覆蓋30多個技術領域，較好地解決了特定法院或者特定案件技術調查人才缺乏問題。編寫完成并發布《技術調查官工作手冊（2019）》，為全國法院技術調查官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切實推進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發展。 第十，加強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設。法庭設立信息化小組，建設裁判規則庫和案例庫、“大數據知識產權分析平臺”等智能平臺建設，打造“知產法庭云”，滿足當事人通過互聯網提交證據、網上閱卷等需求，為全國法院技術類知產案件智能審判提供技術支持。 2019年全年共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1945件，審結1433件，結案率為73.7%。整體而言，知識產權法庭受理案件呈現以下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專利案件涉及領域廣泛。包括機械、材料、電學、通信、生物醫藥等眾多領域。二是案件疑難復雜程度高，審理難度大。復雜、疑難、新類型案件比重高，既要對極為復雜的技術方案進行解構、分析，又需要結合具體案情創造性地適用法律。三是案件標的額大，案件社會影響力大。四是民行交織，不同審級、不同程序的關聯案件多。五是涉外案件較多，涉案案件占全部案件量的比重超過10%。 去年3月27日，羅東川副院長敲響“第一槌”，該案已被確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并入選2019年十大民事行政案件。以第一槌為樣板，知識產權法庭已審理一批標桿性案件，充分發揮典型案件的規則示范和引領效應。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發揮典型案件示范效應。通過對典型案例的審理，明晰裁判規則，統一裁判標準是法庭一項重點工作。例如：法庭“第一槌”案件，對功能性特征作出界定，認為如果某個技術特征已經限定或者隱含了發明技術方案的特定結構、組分、步驟、條件或其之間的關系等，即使該技術特征同時限定了其所實現的功能或者效果，原則上不屬于功能性特征。再如，三紅蜜柚植物新品種案件，是法庭首例植物新品種案，該案確定了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范圍相關裁判規則。
其二，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在審判實踐中，知識產權法庭注重兼顧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通過證明責任合理分配、倡導知識產權實質性保護等措施，有效減少權利人的維權難度和維權成本。例如，“第一槌”案件確立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決和禁令救濟可以并行不悖的規則，在法律框架內為權利人提供了更為立體全面的救濟手段。再如，在騰達公司與敦駿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一案中，判決明確了互聯網、通信領域中常見的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侵權判定標準。“如果被訴侵權行為人以生產經營為目的，將專利方法的實質內容固化在被訴侵權產品中，該行為或者行為結果對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被全面覆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也即終端用戶在正常使用該被訴侵權產品時就能自然再現該專利方法過程的，則應認定被訴侵權行為人實施了該專利方法”。該判決跳出間接侵權的思維模式，體現了司法尊重科技發展規律和謀求知識產權實質性保護的價值取向。同時，該案判決進一步突出了加大損害賠償力度的司法導向。“如果專利權人已經完成初步舉證，被訴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有關侵權規模基礎事實的相應證據材料，導致用于計算侵權獲利的基礎事實無法精準確定，對其提出的應考慮涉案專利對其侵權獲利的貢獻度等抗辯理由可不予考慮。”最終判令的損害賠償金額達500萬元。
其三，進一步明確授權確權案件審理標準。專利授權確權案件占知識產權法庭案件量的15%左右。在該類案件的審理中，法庭在行政機關依職權審查范圍、權利要求修改、創造性判斷等方面明確了相關標準。例如：阿爾法拉瓦爾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明確了無效宣告程序中權利要求修改的相關規則。修改方式作為手段，不宜作為單純的對專利權人撰寫不當的懲罰，應當兼顧行政審查行為的效率與公平保護專利權人的貢獻。再如，在首例“生物基因技術藥物”發明專利授權案中，首次提出了技術啟示的具體性和如何防止后見之明，厘清了創造性判斷的法律標準。
其四，明確案件管轄規則。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既涉及國際國內管轄，又涉及法院與仲裁機構的主管問題。殼牌公司與匯力公司壟斷協議糾紛案、VISCAS株式會社與國網上海電力公司壟斷協議糾紛案，明確了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能否排除人民法院對壟斷糾紛的管轄權問題。最高法院指出：“因壟斷協議引發的侵害他人權益的訴訟所涉及的內容和審理對象，遠遠超出了受害人與壟斷行為人之間的約定仲裁條款所涵蓋的范圍，因此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不能成為排除人民法院管轄橫向壟斷協議糾紛的當然和絕對依據。”
總體而言，在全力推動國內創新驅動發展方面，無論是及時統一裁判標準、推動民事與行政訴訟程序和裁判標準協調銜接，還是統籌調派全國技術調查資源，抑或是發揮“1+76”整體聯動機制效能等方面，知識產權法庭正在發揮獨特的重要作用。在積極參與國際知識產權治理方面，知識產權法庭正在努力與全國條線技術類知識產權法院（法庭）一道，推動中國法院成為國際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優選地。 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具有四個明顯的優勢和特點：首先，中國司法是回應型司法。當市場主體有需求、人民有需求的時候，我們的司法積極予以及時的回應，中國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始終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推動問題的實質性解決，這對于日新月異的知識產權發展和保護而言，至關重要。其次，中國的知識產權審判效率具有極大優勢。訴訟效率對于知識產權保護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世界范圍內中國是審理周期最短的國家之一。再次，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在不斷加大。以懲罰性賠償制度為代表，國家和全社會已經形成空前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共識和行動力，大大增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信心。最后，中國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居世界第一。案件數量和類型的豐富使中國法院形成和積累了更為豐富的裁判規則，為國際知識產權治理貢獻著中國的司法經驗和智慧。 以上是關于法庭制度創新和規則創新的簡要梳理和介紹。知識產權法庭仍然處于初創和發展初期，將始終堅持周強院長提出的“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國際化”標準，秉持“創新、精進、智慧、卓越”庭訓，持續推進制度創新和規則創新，努力把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打造成為國際一流、具有世界影響的知識產權裁判機構。
